“雪堂”罗振玉于1915年出版《殷虚书契考释》，真正进入甲骨文的考释时期。相对于孙诒让的比较对照法，罗振玉采取了更为便捷的逆推法，也就是“由许书以溯金文，由金文以窥书契，穷其蕃变，渐得指归”，即从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出发，倒推到秦小篆、战国大篆、商周金文，并一直追溯到甲骨文字。当然，这样分析的前提是他明确了甲骨文是“殷室王朝遗物”，故从时间演进的过程来寻找文字变化的规律。

而且，罗振玉的资料不仅仅来源于刘鹗、孙诒让，他另一大的贡献是考察到甲骨确切出土地在安阳小屯。在此之前，因为古董商故意制造烟雾弹，学者们都以为甲骨出土于汤阴或卫辉，然而亲身前去却一无所获。罗振玉在1908年才考察到甲骨确切出土地在安阳小屯，于是派弟弟罗振常去村里直接收购，这样一来既抢救了不少新出甲骨，为其甲骨文字研究提供大量内容；又对未来殷墟的科学发掘指明了方向。

尽管罗振玉从《说文》入手释读甲骨文，但反过来却又校正了《说文解字》的错误。比如罗振玉指出甲骨文的“行”字“”像四通八达的道路，但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对“行”解释却是“人之步趋也。从彳从亍。凡行之属皆从行。”也就是说，《说文解字》不仅是用了“行走”这个引申义，而且字形也与原始写法完全不同，那么并不利于后人理解“行”的本形和本义。罗振玉采用甲骨文反证《说文》之误，竟达70个字之多。

但《说文解字》这部书是古文字的经典著作，罗振玉自然也引起了保守者的反击。1919年，章太炎在《国故论衡理惑论》中，指出“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”，认为甲骨文系伪作；而且搜藏传播者“非贞信之人”，这自然说的就是罗振玉。不过，章太炎的反攻并没有掀起太大波澜，甚至到1935年即章太炎去世的前一年，他本人也改口说“甲骨之为物，真伪尚不可知，其释文则更无论也”。罗振玉的甲骨文考释，代表着传统《说文》文字学格局已动摇。

1917年，“观堂”王国维著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《续考》，标志甲骨文又进入一个新的史料时期。

王国维在《毛公鼎考释序》提到：“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，以知其时代之情状；本之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以求其文之义例；考之古音，以通其义之假借；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。由此而之彼，即甲以推乙，则于字之不可释、义之不可通者，必间有获焉。”也就是说，相对于之前的孙诒让与罗振玉，王国维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文字考证，而是放在具体历史语言环境里，结合史地与礼制去释读文字；他的文字考证，亦即是历史的考证。

王国维释读的字不多，仅有10余个，虽然相对于孙诒让、罗振玉少很多，但其影响却非常深远。罗振玉在《殷虚书契考释》已释出甲骨文有“王亥”一名，王国维则结合《山海经》《竹书纪年》，指出王亥即是商朝先公“王亥”，也就是《世本》的胲（核）、《天问》的该、《吕氏春秋》的王氷、《史记》的振、《汉书·古今人名表》的垓；但甲骨文的出现，证明这些写法都是错的，而不被儒家重视的《山海经》《竹书纪年》反而是正确的。

在此基础上，王国维系统梳理了甲骨文中的殷商世系，他发现卜辞中有一个频繁被祭祀的“高祖”，这个字像人首有手足。于是王氏联系到《说文》戈部的“夒”字，其解释是“贪兽也，一曰母猴，似人从页，已止戈其手足”；而西周青铜器毛公鼎上的金文“羞”与克鼎“柔”，均因与此字古音同部而假借为此形。故王国维释此字为“夒”，并推测其就是《史记》的帝喾（俈），皇甫谧称“帝喾名夋”、《山海经》的“帝俊”，皆是“夒”之讹误。

此外，在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《续考》中，王国维还敏锐地把两块甲骨断片拓本缀合成了一块，得出“十、乙三、丙三、丁三、示壬三、示癸三、大丁十、大甲十”的文字，“乙”“丙”“丁”三个字都用“匚”围了起来。王氏遂认定，乙、丙、丁即《殷本纪》的先公报丁、报丙、报乙；而甲骨文的“甲”常写作“十”，故也就是上甲，《国语》说“上甲微能帅契者也，商人报焉”；而示壬、示癸自然也就是先公主壬、主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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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在《史记·殷本纪》里，商汤之前的六位先公分别是上甲微、报丁、报丙、报乙、主壬、主癸；王国维先生虽然结合《史记》记载，但同样校正了《史记》的若干错误，最明显的就是“报乙、报丙、报丁”的顺序才是正确的，而“报丁、报丙、报乙”则有误；另外，“报”即是“匚”“□”，当是一种祭祀的仪式（原型或即神龛），而并非人名的一部分；至于“示壬、示癸”的“示”，明显也与祭祀有关（原型或即神位），而并非“主壬、主癸”。

王国维的研究显然超出了单纯的文字考释，而进入了综合论史的阶段。日后在1935年出版的《古史新证》中，王国维则提出著名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：“吾辈生于今日，幸于纸上之材料外，更得地下之新材料。由此种材料，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，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，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。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”。此外，王氏还确定安阳小屯为“盘庚迁殷”后的晚商都城，这就限定了甲骨文为晚商遗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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